憶崢嶸改革歲月

茅以軾

讀張維迎的《價格,、市場與企業(yè)家》，把我?guī)Щ氐?980年代初的激動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,。中國經過了萬馬齊喑的文革時代,，終于開啟了歷史的新篇。被壓抑了幾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發(fā)的機會,。也只有在這種背景下,，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。當時我是年過五十的進入老年的知識分子,，帶著滿身的傷痕, 像歡迎朝陽那樣地呼吸著改革帶來的新鮮空氣,。而張維迎則剛過二十多歲，用充滿好奇的眼光, 觀察著這個激烈變動中的世界,，試圖把他在大學里學到的經濟學理論應用于當前現(xiàn)實問題的分析,。我們這兩種很不相同的年齡,、生活經歷和知識準備，但卻有共同的語言,，就是對改革的憧憬,。

我第一次見到張維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開的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上。這次年會是我國經濟學界突破傳統(tǒng)經濟學束縛,，取得重要發(fā)展的一個里程碑,。今天大家聽起來一定感覺可笑，現(xiàn)代經濟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是以數量經濟學為突破口的,。因為文字的經濟學被傳統(tǒng)理論界封鎖得很嚴密, 只有用數學稍微有點自由度,，因為當時搞傳統(tǒng)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，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,，就不再往下看了,。所以用數學的文章容易通過檢查，從網眼里漏出來,。這次會議有許多后來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學科帶頭人的重要經濟學家,，像楊小凱、田國強,、王國鄉(xiāng),、劉世錦、還有史樹中,、王書瑤,、于清文、張紀岳,、周述實,、馮文權、胡傳機,、錢志高等人,。

那時候講西方經濟學(應該是現(xiàn)代主流經濟學)是要冒風險的，不像現(xiàn)在各個大學都在課堂上堂而皇之地講,。那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傳統(tǒng)經濟學和現(xiàn)代經濟學的斗爭會,。我是我們小組的副組長，另外有一位正組長,。兩個組長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看法,。結果當然無所謂勝負，但是確實給現(xiàn)代經濟學在中國的發(fā)展打開了一條生路,。

張維迎當時還是西北大學經濟學的研究生,。經濟系的研究生很多，讓張維迎參加這次會議,，顯然因為他與眾不同,。他的導師何煉成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,，主要因為何老師善于識別人才，而且不拘一格,。那時候學校里教的主要內容還是傳統(tǒng)的政治經濟學,。但是何老師鼓勵新思想,，不怕離經叛道,。張維迎就是正在兩種經濟學中進行認真思考和慎重選擇的時刻。他在小組會上發(fā)言題目是：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關系中的幾個理論問題,。他的發(fā)言獲得普遍的稱贊,，并且被推選代表小組到大會去發(fā)言。從那時候起,，我就對這個年輕人有了深刻印象,。

回到北京一年多后，大概是1983年8月,，聽說張維迎出事了,。他寫了一篇“為錢正名”的文章，無非說明錢是價值的客觀度量,，大家為創(chuàng)造財富而賺錢是很正常的,，不應該回避錢，把它看成是什么壞東西,。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個領導點了名,，于是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，不但在陜西省,，在全國都展開了批判,。我在北京很為他不平，就寫了文章支持他,，但是發(fā)表不出來,。從那兒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經濟改革的戰(zhàn)友，不是一般的朋友了,。今天看來,，我國的改革絕不是一帆風順的。任何一點微小的進步都會遭遇巨大的阻力,，改革的新思想總會被那些自認為一貫正確的堅持派視為大逆不道,。盡管隨著改革的向前發(fā)展，證明新認識是對的,，但是從來沒有人給改革派平過反,。到了下一次新舊思想發(fā)生沖突時又是改革派被批，堅持派儼然以一貫正確的姿態(tài)出現(xiàn),。改革中**重要的兩次沖突是要不要放棄計劃經濟接受市場經濟,，和要不要發(fā)展民營經濟,，民營企業(yè)和國家企業(yè)平等對待。今天的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道路是對的,，但是在這兩次爭論中傷害了許多人,，有的被批判，有的被罰款,，有的書被禁,，至今沒有改正。

從批判“為錢正名”以后,，張維迎很快地成長起來,。他后來表現(xiàn)的學術上的堅忍不拔精神，我相信和這次受到的批判有關,。我們之間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,。他和我不斷有書信往來，展開了許多討論,，內容主要是關于現(xiàn)代經濟學的學習和改革中的問題,。1984年底張維迎研究生畢業(yè)分配到北京工作，接觸的機會更多了,，幾乎每星期都會碰幾次頭,。記得經常往來的還有宋國清、張敢明,、栗樹和,、梁天征等。1984年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丁寧寧邀請我參加能源組的活動,，張維迎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文章有機會通過我?guī)У絿鴦赵旱闹行陌l(fā)表,。特別是關于價格改革的爭論是當時的中心議題。應該承認,，我那時候對價格雙軌制的認識還是很初淺的,，只是感覺價格改不動，一切都無從談起,，必須想辦法突破這個僵局,。雙軌制是能夠突破障礙的一個可行方案，但當時并沒有懂得這是一個帕雷托改進,，更沒有想到將來如何并軌,，以及并軌中可能發(fā)生的官倒和貪污腐化問題。

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,。我提出的擇優(yōu)分配原理從理論上很直接地解決了價格能夠**優(yōu)分配資源的道理,。但是現(xiàn)實生活遠遠比理論豐富。在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,，從全面公有制過渡到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,，價格的過渡性變化是豐富多彩的,。記得那時候張維迎寫過一篇文章，論證公費報銷會導致價格扭曲,。在西方的市場經濟中公費報銷雖然也有,，但是數量很少，不足以影響到整個價格系統(tǒng)的均衡,。然而在全面公有制的中國,，公費報銷數量大，足以影響均衡價格,。他的這篇文章清楚地說明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沖突,。

慢慢地現(xiàn)代經濟學在中國站穩(wěn)了腳跟,，它的主要貢獻是確立了改革的目標,，承認分散決策和自利行為，在市場規(guī)則被遵照的條件下,，能夠導致資源的**優(yōu)配置,。然而目標的確立并不等于目標能夠實現(xiàn)。如何從計劃經濟的現(xiàn)狀轉變?yōu)槭袌鼋洕耆橇硗庖粋€問題,。這是一個動態(tài)問題,，和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所表達的靜態(tài)問題完全不同，而且這兒沒有任何理論可以指導,。鄧小平先生提出來的摸著石頭過河準確地說明了這一狀況,。比如， 經濟改革中應該先放開價格管制,，還是先解決所有制,，這兒沒有現(xiàn)成的理論，恐怕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解,。這個動態(tài)過程事實上是一個博弈過程,。它的發(fā)展視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而定。

從這個意義上來看,，主流經濟學對改革的指導作用是相當有限的,。一旦方向確定了，剩下的事基本上是一個博弈過程,，而且是多個參與者,，多個策略，極其復雜的博弈,。1987—1988年時,，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經確定，價格改革的方向也放棄了成本定價,，接受了市場交換價格的概念,。當時更多的問題是實施,。張維迎逐漸把興趣轉移到博弈論。1990年改革進入低調,，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閱讀一本影印的青木昌彥的《非合作博弈企業(yè)理論》,，他讀完后介紹給我，在去英國時就把這本影印本留給了我,?？墒俏覟閯e的事忙，沒有仔細讀,。他攻讀博士學位的主修課是產業(yè)組織理論和企業(yè)理論,，而所用的學科則屬于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。他在為《詹姆斯·莫里斯論文精選》一書所作的前言中說： 如果說信息經濟學與博弈論有什么不同的話,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(xiàn)在研究的著眼點上：博弈論是方法論導向的,，而信息經濟學是問題導向的。

張維迎在研究企業(yè)的時候,，越來越感到法律在經濟中的重要性,。他又關注法學，寫出了《產權,、政府與信譽》和《信息,、信任與法律》。從張維迎治學的軌跡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重心的轉移,。的確,，以我之見，當今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問題,，而是法律問題,。許多學者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，認為政治體制不改革,，經濟將走入僵局,。也正是這種判斷的反映。

前面說到,，主流經濟學的主要作用只是改革目標的確定,，一旦目標確定它的用場就很有限了。目標是靜態(tài)的,，過程是動態(tài)的,。動態(tài)問題遠比靜態(tài)問題難解得多。中國的經濟改革內容非常豐富,，這是人類歷史中幾乎是惟一的現(xiàn)象,。但是要科學地總結并不容易，至今還沒有看到對這一動態(tài)過程的理論歸納。如果說中國人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,，恐怕要從改革轉變過程中的博弈去發(fā)現(xiàn),。

在改革的進程中發(fā)生了許多困難，特別是帕雷托改進的機會已經用盡,，改革開始損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時,，對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提出了懷疑。這就是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形勢,。由于貧富差距擴大,，工農大眾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，腐敗問題沒有明顯好轉,，而豪富們揮霍浪費,，社會不公明顯暴露。這時候許多人對改革的目標感到懷疑：是不是我們走錯了路,，該不該往回走,，過一個比較平均的日子？這時候目標的重要性重新顯露,。到底是目標錯了還是過程中的問題,？對主流經濟學堅信的人會主張原來的改革方向,，并指出問題是法治的松弛,；沒有法治的市場將是拉美式的，壞的市場經濟,。

在這場爭論之中張維迎堅定地站在維護原定改革方向的一面,，受到不少誤解。對他的主要批評是認為他是為富人的利益說話,。其實,，學術和科學是利益中性的。該怎么說就得怎么說,。相反有些討好公眾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說假話,，把是非搞亂。這才是危險的,。我們在全力以赴地保護窮人的時候(我國窮人的權益常常嚴重地被侵犯),，不能侵犯富人的權益。如果我們不是把窮人和富人一視同仁,，而是彼此對立,，發(fā)動工農大眾清算富人，我們將重新陷入革命,，反革命,，反反革命，這萬劫不復的深淵。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這么一部彼此殘殺的歷史,，人的心思都用來人斗人了,，還有什么功夫去想怎么提高生產力，創(chuàng)造財富,！

清算富人的結果是大家一塊兒受窮,，社會上再也沒有富人了。改革前誰有膽子當富人,？當了富人就要挨批斗,，不但自己挨批斗，子女和子女的子女,，一代代下去都不許上大學,，不得參軍，更談不上出國,，甚至還要挨批斗,。所以改革前中國已經徹底地消滅了富人, 真正變成一個窮人國了。今天的富人全都是過去的窮人變的,，甚至相當一部分是當時的“弱勢群體”變來的,。上世紀80年代是沒有門路進政府和國營企業(yè)的人才去創(chuàng)業(yè)做生意。難道我們還想回到那種狀態(tài)嗎,？我們愿意窮人永遠當窮人,，還是有希望變富人？ 當然是后者,。市場經濟一個**大的缺點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,，社會上總有窮人。不論這個社會有多富,，窮人還是難于避免,。至少未來五十年里這種狀況是很難改變的。

不談學問,，就拿做人來講,，張維迎是非常同情窮人的。他自己就是從陜北一個窮山溝里苦讀出來的,。我前年想注冊一個扶貧基金會,。得到張維迎慷慨出資十萬元。他不但自己出資還幫助我募款一百萬,。他那熱心扶貧的精神使我極其感動,。我想這和他的出身有關。有些人口口聲聲為窮人吶喊,，但不見行動,。不過對社會來講,，一個學者重要的倒不是參不參與扶貧，而是要敢說真話,，要有良知,，要對社會負責任，而不是只想著自己的得失名利,，迎合時髦,。可惜的是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,，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,。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,！

——摘自《經濟觀察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