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決“三農”問題不能再依賴單純的“補貼政策”，必須在轉變農業(yè)生產經營方式上下功夫,，通過改革壓低制度成本,，釋放農業(yè),、農村和農民的活力,。

　　上周,，初步核算的2014年中國經濟數據公布，輿論對第三產業(yè)比重提升歡欣鼓舞,。然而,，有一個數據及其含義，卻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,，這就是關于農業(yè)的數據,。

　　此次數據顯示,，農業(yè)占GDP比重進一步降至9.2%,。而在此前的2013年，此項數據初步核算為10.0%,，在2014年12月調整后下降為9.4%,。中國已經穩(wěn)步進入第一產業(yè)占比在10%以下的新階段，下降趨勢還會繼續(xù),。

　　這顯然是中國經濟結構優(yōu)化的成果,。與此同時，由于中國長期存在不合理的城鄉(xiāng)二元結構,，處于發(fā)展失衡過程中弱勢一側的“三農”(亦即農業(yè),、農村、農民)問題,，也變得更加重要,、更加尖銳。中國已經越過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“劉易斯拐點”,，進入全力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關鍵時期,；“三農”問題正是關系到中國能否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、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發(fā)展的基礎問題,。即將公布的2015年中央“一號文件”連續(xù)第12年聚焦“三農”,，因此給人以巨大期待。

　　中國面臨異常復雜的“三農”問題,，這既是發(fā)展階段使然,，也是特有的體制機制的后果。從1958年正式建立戶籍制度算起,，中國采取城鄉(xiāng)分明的二元體制,，已有近60年的歷史；近30年來雖有局部改進,，但基本結構并沒有改變,。這帶來了一系列問題：城鄉(xiāng)收入差距過大,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亟待完善，農業(yè)基礎設施投入不足,、農村公共產品匱乏,、基層治理失效，等等,。由于土地制度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久久趑趄不前,，事實上也對全面深化改革和城鎮(zhèn)化進程形成掣肘。

　　至2014年,，中國糧食產量雖然實現了“11連增”,，但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挑戰(zhàn)更為尖銳。由于國內外環(huán)境條件變化,，長期粗放式經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逐步顯現出來,。**近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顯示，決策層已意識到當前的四大難題：一即“天花板”,，國內主要農產品價格已經全面超過國際價格,。二是“地板”問題，農產品成本仍在不斷上升,。三是補貼“黃線”,。中國加入WTO時承諾，與農產品現期產量,、面積等掛鉤的直接補貼等對貿易有較大扭曲作用的“黃箱補貼”不得超過產值的8.5%,，據測算，中國已經到了這條“黃線”,。四是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對農業(yè)亮起了紅燈,。四面碰壁，中國農業(yè)顯然難以按照原有道路走下去,。

　　直面四大難題,，意味著解決問題不能再依賴單純的“補貼政策”，必須在轉變農業(yè)生產經營方式上下功夫,，通過改革壓低制度成本,，釋放農業(yè)、農村和農民的活力,。應當看到,，中國目前的農業(yè)補貼率已經高于美國，接近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,。而對于中國不應,、也沒有條件走日韓式高補貼農業(yè)道路，政策研究界早有共識,。由于龐大的歷史欠賬,，繼續(xù)加大對“三農”的投入仍然是必要的,。但是，這些投入應更多用于治本,，用在農業(yè)基礎設施,、農村教育衛(wèi)生文化等公共服務、農業(yè)科研,、農民市民化等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,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是世界農業(yè)現代化的基本經驗,，中國不可能例外,。

　　當前，中國已經在棉花,、大豆兩個品種試點補貼制度改革,，政府不再搞直接的“貼市收購”，而是讓價格隨行就市,，補貼差價給農民,。這有助于解決目前極為棘手的國內外價差問題,，也可以改變產業(yè)鏈的扭曲狀況,，使農業(yè)生產由生產主導轉向消費主導。試點第一年,，遇到棉花價格大幅跌幅,、補貼過多等問題。不過,，市場取向的改革目標不應動搖,，要避免重蹈市場波動一大，改革就走回頭路,、重入死胡同的覆轍,，在試錯糾錯中不斷完善具體操作辦法。

　　在未來“三農”領域的改革中,，產權這一核心問題則不容回避,。惟清晰可流轉的產權、低交易成本的市場,，可以全面激發(fā)農業(yè)農村活力,。無論是中國現實，還是歷史,，抑或動輒被引為教訓的拉美,，都清晰表明，不受約束的權力才是造成億萬失地農民的主要原因,，出路正在于建立法治下的市場經濟,。

　　目前,，在農地所有權、承包權,、經營權三權分離的產權設計下,，經營權流轉普遍存在時間過短的問題，影響了流轉效率和農業(yè)投入,。中央政府應當盡快在確權基礎上落實土地承包權長久不變,，并試點允許使用權轉讓。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的改革也應該推進,，這既可為農民帶來財產性收入,，使其積累進城和創(chuàng)業(yè)資本，也可盤活土地資源,，并倒逼城鎮(zhèn)化路徑改變和政府轉型,。

　　在土地改革的同時，對集體資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應盡快推進,，做實農民的所有者地位,，保障其對集體資產占有、使用,、收益的權利,。

　　中國在解決“三農”的過程中，“糧食安全”也曾是延緩改革的一大顧慮,。在當今全球化大潮中,，以全球視野確立自身糧食安全框架，對于中國不僅是必需的,，也是完全可行的,。傳統(tǒng)的“高糧食自給率”慣性思維必須改變。只有積極主動地統(tǒng)籌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,、兩種資源,，實施多元化進口，支持農業(yè)企業(yè)走出去,，全面提升農業(yè)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,，中國才能真正進入糧食供給的無憂之境。

　　中共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,，并強調,，這是發(fā)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。“三農”自是其中之“錨”,。距離目標期限不足六年,，而改革任務依然繁重。有專家日前在財新峰會上警示，“如果**后用平均數掩蓋農村發(fā)展的滯后,，是對不住農民的,。”在不少重大問題上，坐而言已然太久,，現在已到起而行之時,。